【重X构】时代•新生(三) | 纯真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意居LIVE 2024-03-08

近日,位于天津北辰的天重老厂房正在拆除,虽然厂房可以纷飞湮灭,但曾在这里留下汗水的产业工人们绝不会忘记那个属于他们的纯真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改变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

纯真,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的中国,骄傲与荣光成为那个纯真年代的主旋律,产业工人作为国家最具吸引力的职业,令众多青年人为之向往,工人的激情被无限放大,虽然生活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但生活中折射出的“为社会主义奉献一切”的纯真,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骨子里,成为那个时代的徽章与符号。

幸福榜样 / 丁字沽与八大里

在天津,丁字沽与八大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工人新村,一个是众人艳羡的干部楼,从五十年开始,它们哥俩一北一南为天津树立了“家”的榜样,幸福的榜样。

丁字沽工人新村,住大房不用买

说到丁字沽的工人新村,就不得不从一部老电影说起。1956年钟星火主演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反映了工人们的新生活,这部电影的拍摄地点就在上海普陀的曹杨新村,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它始建于1951年。

1952年,天津也开始规划建设61万平方米、5万余间工人新村住宅。第一个建成的工人新村位于中山门,规划建筑面积16.45万平方米。随后几年,西南楼、佟楼、吴家窑、丁字沽、王串场、唐家口又陆续建成六片工人新村。当时七个工人新村号称“天津三同”:用的同一套图纸,在同一时间段建成,同属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宿舍。

不要小看“工人新村”的创举,解放前,工人的待遇那可是极差的,能有一方窝棚不被驱赶就算烧高香了。现如今,天津盖起来的这几片工人新村令淳朴的工人心生感恩。赵万顺当时就居住在丁字沽工人新村,他说,那时的工人新村以“段”为单位,最早建成的一段和二段,是一排排工工整整的红砖墙、红陶瓦顶平房。南北向布局,10间或12间平房组成一排,排与排之间留有适当间距作为过道。北房住人,对面较矮的南房是厨房和储物室,较大范围内有公共厕所和共用的自来水接水点。新村的房子都是12平方米的标间,大部分住户分到一间或一间半,现在觉得小,但那个年代这算是又大又新的房子了。

和赵万顺一样,很多工人分到房子后泪流满面,当时工人新村的房子最大的优点是不用花钱买,当然也不能买,想搬家只能“以房换房”。这类房子属于公产,住户每月只需要缴纳很少的房租,房子漏了、玻璃碎了,都有专人负责维修,省心又省事儿。

分到房子的工人,家家都摆上了主席像,他们对于工作的干劲更被激发出来,骨子里的纯朴与真诚,以及感恩新生活的热情,令他们成为无所不能的建设高手。

“八大里”的苏联示范区

同是五十年代,与丁字沽工人新村南北呼应的是“八大里”,由于五十年代天津划归河北省管辖,天津成为河北省省会,为了安置大批外地干部,天津在河西尖山一代兴建干部宿舍,“八大里”应运而生。

天津人善于用数字进行归纳与总结,“八大里”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八个里包括红升里、红霞里、金星里、红星里、红光里、曙光里、光明里、红山里,若扩充到更大范围,还有澧新里和大庆里。

“八大里”的规划,受当时苏联建筑理论的影响,居住区不再是我们中式传统的南北朝向与行列式布局,而普遍采用“周边式”“双周边式”“转角单元”,几幢楼构成庭院式格局。

从建筑来讲分为三代,第一代是苏联风格的宿舍楼,设计、建材都照搬苏联标准,是带有大屋顶的三层楼房;第二代的样式沿袭苏联风格,但内部格局已然缩水;第三代是平顶楼房,以筒子楼为主。

但无论是哪一代,“八大里”就是当年天津的高档建筑社区是毋庸置疑的。那会最早建成的红光里两座楼,因形状像阿拉伯数字5,故名“5字楼”。两座“5字楼”完全按照苏联图纸设计,楼房三层,楼梯宽大而狭长,楼道非常宽敞,每层楼都装有欧式照明灯和壁式开关。楼房墙体厚实,房间都是18平方米的大开间,挑高3.5米,住起来冬暖夏凉。一个单元由两间到五间房组成,单元内有大壁橱、上下水系统和独立卫生间淋浴区。特别的是,每个楼层之间有夹层,人可以钻进去,便于维修。

蜜糖生活 / 自行车不上锁的年代

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还原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家”。搪瓷缸、竹皮暖壶、老式台灯、黄绿色的书包、简朴的桌椅、黑白结婚照,每一件都沉淀了那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那个时代,国家物质资源匮乏,人们的生活异常艰苦,但人们的脸上没有忧愁、没有焦虑,有的是堪比蜜甜的生活激情。

白天不锁门,共享油盐酱醋葱姜蒜

七、八十年时代的人们知足长乐,一家一户能有一处干干净净的安身之所,便高兴得不得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要住四五口人,家具无非是连三抽屉柜、大立柜、床铺、桌椅板凳。夏天,人们在屋檐下扇着蒲扇生煤球炉子做饭;冬天,面积不大的房子就要被用于取暖的炉子和烟囱占去四分之一;冬天无论多冷也都要裹着军大衣去公共厕所。

那个年代的邻里关系之融洽,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现在住在高楼大厦里的邻居们,几年住下来不认识的比比皆是;而那时的邻居饭点炒菜没了油盐酱醋葱姜蒜,可以直接到别人家厨房去拿。双职工家庭上班前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不用上班的老人;串门的推门就进,自行车放在门口也不用上锁;到月底哪家没钱没粮票了,都找邻居们拆兑。总之,邻居间真的就是一家人,比起如今“家”的钢筋丛林,那会的生活幸福多了。

“网红标配”:布拉吉+口琴+海燕

与丁字沽工人新村的生活相比,“八大里”则是另一番景象。那里分为六个独立街坊,每个街坊之间有轴线关联,中央地带是一座长方形公园,红霞百货店、尖山礼堂,是“八大里”最繁华的地带。

曾经居住在“八大里”的人们都有这样的记忆:每天下班后,大人们带着从单位食堂打的饭菜回家,吃过晚饭,楼下的小花园热闹起来,少女们身穿“布拉吉”,伴着口琴声,朗诵着高尔基的《海燕》。男孩们则坐在一旁,摆出最帅的姿势,但又故意装作漫不经心……那个纯真年代真正的小资生活,比起如今的“网红”也绝不逊色。

当时天津民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关于幸福与理想的标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在“八大里”基本上实现了七八成。

比蜜甜的生活为那个“负重前行”的时代凭添了几抹靓丽的霓虹色,每个人都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努力着,也都为夯实自己的“小家”拼搏着。撸起袖子,不计得失,埋头苦干,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纯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一个接一个“工业奇迹”背后那股强大的力量。

幸福,白衣飘飘的年代

天津作为最早开埠的大都市,始终引领时代先河。建国后,为了丰富产业工人的文娱生活,天津相继建立多个“千人电影院”,这些当年的“小资”场所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交际圣地,折射了整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交际圣地 / 千人电影院的爱情攻略

从1896年电影登陆中国以来,它一直被称为“光影戏”,把电影称为光影戏,跟中国人习惯把所有演出都称为“戏”有关。直到1905年6月16日天津的《大公报》把“光影戏”称为“电影”后,人们觉得更贴近实质更准确,再加上《大公报》当时是我国北方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所以“电影”一词很快在津京乃至全国得到认可并广泛流行。

从此,天津便与这种光影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06年天津第一家影院诞生,到如今星级影院林立,在时代、城市与文化根深蒂固的联系中,电影院一直充当着重要的交际角色,因为它既折射着城市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放映着城市的发展和未来。

千人影院 约会首选

解放前的1948年末,天津这个“电影新大陆”共有电影院24座,即:平安、光明、华安、河北、北洋、大光明、美琪、亚洲、华北、新中央、天津、国光、上权仙、东亚、天宫、权乐、青年会、明星、开明、太平、新北、丹桂、光华、宝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天津积极兴建、改建电影院。1954年10月,天津解放后第一座新建的电影院——坐落在河北区中山路的“十月电影院”建成开幕,成为新建成的首座千人影院。

此后,50年代天津新建了一批专业电影院,有红桥区的“群众影院”,河西区的“下瓦房影院”,河东区的“大直沽影院”、“郭庄子影院”和南开区的“南开影院”。这些影院的建成,使原来的影院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改善,使得大型工厂居民区都有影院覆盖。

在那个纯真年代,谈恋爱似乎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使有情有意也得躲躲闪闪,好似搞地下活动一般。看一场电影则属于比较时髦的谈恋爱方式,很多工厂都会发放电影票,小青年谈恋爱往往提早搞到两张电影票,带上话梅糖果之类的零食,若是夏天就买两根冰棍,边吃边看,还是很有生活情调的。电影散场后,手拉手去吃一顿夜宵,既经济又实惠。泡电影院日子久了,恋爱也自然而然谈成了。那些千人电影院,不知道成就了多少对恩爱的情侣成为夫妻。

电影院逝去的“味道”

八十年代末,天津先后对光明、大光明、曙光、十月、群众、东风、下瓦房、南市、本溪路、金钟 、南开 、和平以及塘沽人民影院共13家专业电影院进行了提升改造。经过改造的电影院,改善了服务设施,增加了服务功能。特别是增添了国际上先进的宽银幕立体声放映设备,丰富了上映影片的品种,有12家影院被定为“特级”电影院。1989年,光明、大光明、曙光、十月4家影院年放映收入均超过百万元。这是这些“千人影院”最后的辉煌。

随后,90年代末期录像厅的兴起,千人影院日渐衰落。到2000年后,由于和平路上的万达影院率先建成了“电影小厅”,在新兴观影方式的冲击下,千人影院这类的大礼堂式影院更是艰难求生,很多大影院曾引进二人转表演来维持。

作家张轶在《津夜往事随风》一书中,提到那个年代天津生活的回忆:“1998年夏天毒辣的阳光和滚滚的热浪依然在肆虐着……每逢周末的晚上,我们也会手拉手去滨江道的夜市吃诱人的小吃,在劝业场楼上玩电子游戏,跑到光明影院看午夜场,到小白楼淘便宜的夏装,去食品街的鸭溪酒楼和外地游客挤在一起点菜,到民园看天津队的甲A联赛。”

这就是九十年代的生活潮流。如今,滨江道夜市没了,小白楼外贸没了,民园体育场也没了……唯一留下来的光明电影院也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千人大剧场没了,被分割成若干小厅。想要再现白衣飘飘、千人观影的场面,可能只有拍摄影视剧的时候了。

延伸阅读:

天津千人老电影院寻踪(1960年前)

01、光明电影院新景建于1919年。座席1120个,座落在滨江道176号,曾用名光明社、光明大戏院。

02、南市电影院建于1938年。座席1156个,座落在荣吉大街30号,曾用名丹桂电影院、大众戏院、南市新闻电影院。

03、延安影剧院建于1916年。座席1018个,座落在新华路149号,曾用名小剧场、北洋剧场。

04、长城影剧院建于1928年。座席1123个,座落在东兴大街5号,曾用名长城戏院、上平安影院。

05、中国大戏院建于1936年。座席1817个,座落在哈尔滨道124号,曾用名中国戏院。

06、工人剧场建于1927年。座席1021个,座落在滨江道福厚里2号,曾用名春和大戏院、劳动剧场。

07、人民剧场建于1904年。座席1142个,座落在和平路98号,曾用名天仙茶园、新明大戏院、美琪电影院。

08、音乐厅建于1909年。座席1000个,座落在浙江路32号,曾用名平安电影院。

09、人民礼堂建于1956年。座席1150个,座落在建设路80号,曾用名科学会堂。

10、八一礼堂建于1961年。座席1631个,座落在鞍山道44号。

11、红星电影院建于1951年。座席1053个,座落在谦德庄保安街43号,曾用名大兴电影院。

12、下瓦房电影院建于1957年。座席1305个,座落在琼州道83号,文革时曾叫延安影院。

13、干部俱乐部建于1958年。座席1190个,座落在马场道188号。

14、河西工人俱乐部建于1960年。座席1119个,座落在小围堤道31号。

15、第二工人文化宫建于1952年。座席1569个,座落在光华路2号。

16、十月电影院建于1954年。座席1018个,座落在中山路219号。

17、民主剧场建于1923年。座席1079个,座落在建国道95号,曾用名东天仙戏院、东方大戏院、天宝戏院。

18、第一工人文化宫建于1950年。座席2400个,座落在民族路47号,曾经是意大利回力球场。

19、王串场铁路工人俱乐部建于1954年。座席1200个,座落在幸福道36号。

20、动力机械厂礼堂建于1959年。座席1074个,座落在志成路育婴中里1号。

21、南开电影院建于1958年。座席1054个,座落在南开二纬路113号。

22、华北戏院建于1949年。座席1175个,座落在北马路143号,曾用名华北电影院。

23、南开文化宫建于1912年。座席1243个,座落在白堤路12号。

24、东风电影院建于1930年。座席1030个,座落在大胡同影院街19号,曾用名河北电影院、城厢电影院、城厢新闻影院。

25、群众电影院建于1944年。座席1074个,座落在北营门西马路113号。

26、红桥区工人俱乐部建于1957年。座席1019个,座落在红俱前里79号。

天蓝水绿 / 嘴角扬起灿烂微笑

八十年代的天空在那时人们的眼中一直都是蔚蓝的。天是那么的高,那么的蓝;云是那么的白,那么的轻;水是那么的绿,那么的净。

物质贫乏 精神丰盈

八十年代物资很贫乏,但人们的精神食粮却达到了空前的丰盈。那些年天津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图书馆,书橱摆满了的中外名著,什么“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老古玩店,巴黎圣母院,红与黑,七侠五义……

除了看书,当年的文艺演出市场也是精彩纷呈,全国各地的歌舞团纷至沓来,一般的歌舞团会选择直接到厂矿企业表演,稍微有点实力的,还有规模大一些有明星带队的则多选择天津最有名的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

前苏联红旗歌舞团、前南斯拉夫歌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等,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团都曾在第一文化宫大剧场演出。一宫大剧场巅峰时有座位2600余个,比悉尼歌剧院还多出300个左右,每当有新剧上演,特别是有国外艺术团体演出时,很多人通常从前一天半夜就到一宫排队买票。演出场场爆满,很多时候,连通往剧院二层的楼梯上也坐满了人。

清澈纯真的快乐

1988年3月,为庆祝《艺术家》杂志创刊,天津市文联邀请北京、天津的相声名家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就在演出的那个晚上,相声泰斗马三立首次推出了精心整理加工过的相声小段《家传秘方》。

舞台上,马三立身穿浅灰色的毛料中山装,戴着金框眼镜,嘴角挂着为人们所熟识的温和而狡黠的微笑娓娓道来。当他念出最后两个字:挠——挠,台下竟然有几秒钟没有反应,但没等他脸上故做惊讶的表情消失,观众席就炸了窝,剧场里笑声、掌声响成一团,持续了几分钟静不下来……演出散场后,在寒风中守候多时的观众们围住马三立乘坐的汽车,大家一拥而上,朝车窗里大喊:“挠挠,绝了!”

后来刚刚走红的刘欢,在一宫的舞台接连献上了“便衣警察”,还有“雪城”等主题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磁性的歌声缓缓唱出来,一下就赢得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那时的人们从未想到天天电视里才能听到的歌声,居然能如此近距离的听到,并能看到歌手声情并茂的演唱,大家都惊呆了。

八十年代就这么幸福着,那时人们生活充实,爱看书,爱劳动,爱听老人讲故事,想不到这些平常的点滴积累,留给今天的中国竟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回想那些年的快乐,总会让人忍不住想起那会骑着自行车,沐浴在金色一片的阳光中,温暖,清澈,纯真扑面而来,嘴角扬起最灿烂的笑容。

激情,像花儿一样绽放

时代的高光往往折射在热爱它的人身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工人作为国家的主人,焕发出无比强大的艺术创作力,工厂里更是涌现出一批艺术人才,他们说学逗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些工人演员,工人作家、工人创作者的涌现,成为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

心花怒放 / 那些开在春风里的花儿

新时代的文艺,具有浓郁的赤子情,既生根于纯真年代深厚的土壤,又加入一股清新奋发之气,在很多领域都得到弘扬,激励着那个时代的人勇往直前。

诞生第一代“赤子偶像”

六十年代,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的年代,这样的特殊环境,人们从小骨子里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做梦都想当英雄,孩子们刚开始读的小说都带有浓郁的赤子情怀:《战地红缨》、《海岛怒潮》、《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刘胡兰的故事》、《欧阳海之歌》等。

其中,一部《英雄儿女》电影让人们看了无数次,场场感动,在大家的心目中王新刚、王晓棠等才是永久的影星,郭兰英、李双江、胡松华等才是心目中的歌星,有时还会哼唱几句革命样板戏的唱段,或者那些老歌曲,感觉比流行歌曲来得过瘾、亲切。

七十年代,人们早期的偶像是内地影视明星,他们多数会被打扮成“赤子”形象出现在软皮本中的彩色插页中,挂历画中,镜子背后的图片中……这种偶像更多的是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中,因为人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平面渠道接触他们。那些扎着红头绳小辫、脸上涂一层红红的胭脂粉、嘴唇抹得鲜红的漂亮姑娘和一身军装、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知识青年形象,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

涌现第一代“追星族”

七、八十年代,电视的出现和普及,一度让人们对偶像的热爱从心底爆发出来。原先的“赤子偶像”开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剧中一些可歌可泣的正面人物形象。特别是港台明星更是层出不穷,他们的装扮、举止让人耳目一新,这些形象更符合人们追求的方向,更时髦,更潇洒。

一时间,也引得无数追星者们开始效仿明星,从装扮到行为举止。明星照开始满天飞,贴画、挂画、名信片,甚至衣服上也出现了明星图像,照相馆也趁机推出明星照来招揽顾客。人们与明星们的距离越来越靠近。

在一个缺少偶像的时代,高仓健曾经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直到有了许文强,有了费翔,于是一切都变了,高大儒雅绅士风度,阳刚的男人气质,一下子抓住了所有女生的心。

至于男生,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偶像的话,和每个时代一样,他们选择的更接近于一个英雄群体,尽管他们仍然对精灵鬼怪的翁美玲,美丽大方的冯程程,温柔善良的幸子,活泼可爱的小鹿纯子等人心怀恋慕。高仓健、阿兰·德龙、许文强,当然也有霍元甲、郭靖让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的偶像也可能很简单,可能就是高年级那几个飞扬跋扈的同学,在心中充满了取而代之的冲动。

那个年代,人们对偶像的态度是纯粹的喜欢与崇拜,他们就是时代的坐标、心中的英雄。

延伸阅读:

工人队伍走出的艺术家

关牧村

著名歌唱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成名于天津,1970年后在天津当工人,1977年后任天津歌舞团演员,天津歌舞剧院演员。关牧村从小喜欢唱歌,中学毕业后曾在天津钢锉厂当了7年车工,这段工作和生活经历对她的思想与情感世界影响深刻。20世纪80年代初,关牧村的歌唱事业走红,其所演唱的大量注明歌曲,均出自著名音乐家施光南之手,关牧村也成为80年代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

董湘昆

原名董庆永,天津宝坻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曲艺家协会理事。京东大鼓演员、著名工人曲艺家。从1952年开始在印刷行业基层工会文工团以相声、曲艺剧、单弦、京东大鼓、清唱、河南坠子等形式进行演出。1953年参加天津广播电台业余广播曲艺组学习演唱。同年,他担任文化宫和平区工人俱乐部业余曲艺团团长。此后他到天津艺术学校戏剧班学习,毕业后演出话剧、曲艺剧,后来侧重于京东大鼓演出。

张国立

铁路工人。张国立出生在天津,算半个天津老乡。父亲在铁路系统工作,所以张国立毕业后就当上了铁路工人。后来因为普通话说的不错,被调进宣传队当了报幕员。197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关于铁路的戏,他被选上演了一个角色,从此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张艺谋

棉纺厂工人,原名张诒谋,后来拍电影后改成张艺谋。1972年只有初中文化,刚满21岁的张艺谋就进入陕西咸阳第八棉纺织厂,作为乾县下乡学生分来的,刚开始只是普通的操车工。当时的工资是每月30.2元,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不少钱,不买衣服,不买自行车,唯独买了一架海鸥牌4A照相机。

毛阿敏

早年只是一位纺织女工,是上海染化七厂的电工学徒。1985年,毛阿敏从上海参军入伍到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后投身到著名作曲家谷建芬门下,与谢晓东,那英等一起接受了谷老师的悉心调教,后凭借一曲《绿叶对根的情谊》获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流行歌曲演唱的第三名,成为中国歌坛大腕。

孙楠

学生时代的孙楠囊中羞涩,为了多攒一点零用钱,就到建筑工地帮人推砖,几天下来居然挣了二百多块钱。也算是勤工俭学的模范了。孙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司炉工”,说白了也就是锅炉工,后来孙楠到铅笔厂给铅笔刷油漆。成名之前的孙楠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热血沸腾 / 野百合也有春天

在中国文坛,蒋子龙的名字响当当,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天津重型机器厂就是蒋子龙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乔厂长”与“企业家精神”

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那时候,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蒋子龙作为当时厂子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议。

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找到了初出茅庐的工人业余作家蒋子龙,告诉他,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复刊。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于是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发表在复刊第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其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彬,以及蒋子龙在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蒋子龙运用文学的手法,把两个原型人物的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雷厉风行“抓生产”的霍大道。

三年之后,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子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这篇小说,实际上蒋子龙结合自己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验,设计了一种“乔厂长管理模式”。他没有料到的是,“乔厂长”作为如今“企业家精神”在那个时代的化身,很快火了起来。如今的很多企业家,在谈到自己管理意识的启蒙时,都少不了“乔厂长”的影子,更多的企业家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乔厂长”真的成为了贯穿几十年的风云人物。

激情时代的“逆成长”

一分钱一块糖果,两分钱一盒火柴,三分钱一支冰棍,五分钱看一场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这一切都那么遥远,却又是历历在目,那个纯真年代的激情燃烧岁月,对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大多数回忆可能是“家灾国难”,对于如今这一代人,却又是天方夜谭。

恰恰是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决定了中国骨子里的全民信念。那些走过纯真年代的人们,不仅全程经历了共和国倔强崛起的三十年风云际会,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这代人中,顺利通过高考的人总是在不断攀登,超越自我,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被视为时代的精英和社会的骄子,在一些新兴产业和热门行业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精神生活上,他们不仅能深深地认同亲情、友情、爱情,而且还执着地追求民主、开放、和谐。尽管他们也有浮躁、迷惘的时候,但总能在传统和现代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沉默中积蓄力量,在幽静中升华境界,最终实现自我的“逆成长”。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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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X构】时代•新生(四)| 涅槃,与往事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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